劉根生是甘肅省會寧縣的一位農民，一次偶然的機會，他來到了首都北京，住在一個賓館里邊。
然而，來到京城的當天晚上，他幾乎一夜未眠。因為隔壁房間的客人洗浴、上廁所時，水龍頭、淋浴噴頭、抽水馬桶的水嘩嘩地流。躺在床上的劉根生，聽見嘩嘩的水流聲，心疼得整夜睡不著覺。
“聲音一響，心就咯噔一下，揪心得慌，躺不住，坐起來，也坐不住，一整夜來回走。太浪費了！怎么可以這樣浪費呢？”劉根生從未想象過可以這樣用水，在他的家鄉(xiāng)，人們每天早上從水窖里打出半桶水，先洗菜，菜洗完后，把水澄清倒出來洗臉，洗完臉后再用它擦桌子，擦完桌子后，再拿來拌飼料喂豬。
劉根生不敢擰開賓館的水龍頭，怕那水就這樣嘩嘩地往外流。他問賓館服務生要臉盆，想接水洗漱，服務生很詫異地告訴他，沒有臉盆。
劉根生的家鄉(xiāng)甘肅省會寧縣，是中國最干旱貧困的縣之一，年均降水量340毫米，年蒸發(fā)量卻有1800毫米，有“會寧水似金”之說。
位于干旱半干旱地區(qū)的甘肅屬于中國缺水最嚴重的省份之一。在過去的20多年里，王浩幾乎跑遍了中國所有的河流湖泊和干旱地區(qū)，尋求中國水資源困局的解決方案。
短缺
院士推廣“轉圈洗澡”可省一半水
王浩，中國工程院院士、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水資源所所長。他的主攻方向是水資源管理和配置。7月中旬，他身著一身西裝，配了一雙涼鞋，出現在了中央電視臺《對話》欄目的現場接受采訪。
因為嚴重的腰疾，做過手術，不能彎腰系鞋帶，因此，他大多數場合都是穿著涼鞋。接受采訪的前兩天，也是穿著這雙涼鞋，他剛從4824米海拔的三江源頭下來，那里的溫度低至1℃～5℃，同行的人中沒有穿涼鞋的。
他穿著涼鞋走過了很多的河流湖泊和干旱地區(qū)。
1996年，在西部大開發(fā)前夕，王浩因為要做西北地區(qū)面向生態(tài)水資源合理配置的項目，去了另一個嚴重缺水的省份寧夏做調研。在寧夏的中部高原上，有一個十分缺水的地方，叫“喊叫水鄉(xiāng)”。“十年九旱”是人們對這片貧瘠土地的描述。
“這個地方缺水到什么程度呢？老百姓靠著下雨天，將雨儲存到水窖里，平時就吃水窖里的水，但水窖的水不夠用，政府就派水車來送水。麻雀是最怕人的，結果麻雀和人爭著去喝水車上的水。”王浩說，因為方圓一二百里都沒有水源，麻雀找不到喝水的地方，渴得連人也顧不上怕了。
這是一個相當困難的地方。
上世紀末，這個地方的人均收入大約每年1000塊錢，可是一車水拉到地頭，要值80塊錢，占去了年收入的12.5%。
“一年的收入才1000塊錢，這80塊錢的一車水，多珍貴。老百姓根本舍不得用，只用來喝和做飯。”
在這些地方，洗澡自然是一件極其奢侈的事情。最極端的情形是：一輩子只洗三次澡，出生的時候、結婚的時候，還有去世的時候。
作為一個對中國水資源困境有著深刻了解的學者，在王浩看來，暢快淋漓地淋浴也是一件“有點太奢侈”的事情。
他“發(fā)明”了一種轉著圈洗澡的辦法。“站在淋浴噴頭下轉著圈洗，利用地球重力，不要讓水老沖一個地方，而是均勻地，一邊轉圈，一邊洗，這樣洗能節(jié)約一半的水。”
其實城市里也很缺水。中國有600多個城市，其中400多個城市缺水，110個城市嚴重缺水。
北京也是缺水最為嚴重的城市之一，人均水資源量已降至120立方米，遠遠低于國際公認的水資源短缺警戒線——1700立方米。
“北京的水資源緊缺程度已經超乎想象。目前的北京用水主要靠過度開采地下水勉強維持，同時迫切地等待著南水北調2014年中線通水到北京。”王浩說，北京已經做了非常的大努力，用水效率超過了美國的全國水平，這在中國是不多見的。
南方的另一個城市，深圳也非常缺水。
深圳的用水源自東江流域，整個東江流域擔負著6個城市的供水和發(fā)電任務，從上游河源市開始，下邊是惠州市，緊接著是深圳，再下邊是香港，然后是東莞，最后是廣州。這6個城市為了高效用水，減少糾紛，對東江流域進行了分水，把東江流域的水資源總量拿出一部分來給生態(tài)用，剩下的部分為6個城市的國民經濟用水。分水方案最終獲廣東省政府批準。
但該方案中，深圳由于人口增加較快，人均水資源量相對較少，用水很緊張。王浩估算，深圳人均用水量也在200立方米以下。
中國屬于世界上的貧水國家之一，人均淡水資源僅為世界人均量的1／4，居世界第109位，而且分布很不平衡：長江、珠江、東南和西南諸河流域，GDP和人口約占全國的一半，但是水資源占了84%；北方的海河、黃河、淮河、遼河、松花江及西北諸河流域，耕地面積占了全國65%，同時又是糧食的主產區(qū)，是農業(yè)的主要灌溉區(qū)，水資源卻只占全國的16%。尤其是黃河、淮河和海河3個流域的國土面積占全國的15%，耕地、人口和GDP分別占全國的1/3，水資源總量僅占全國的7%，水資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。
由于高強度的人類活動，用水量激增，黃河、淮河、海河、遼河都曾有不同程度的斷流。“最嚴重的斷流發(fā)生在1997年，黃河干流斷流了226天，整個河口斷流里程接近800公里。”如今，黃河的平均徑流量已經從過去的580億立方米降到了535億立方米，并且有持續(xù)下降的趨勢。
海河的狀況更為堪憂。
“海河流域無河不干，有水皆污。從丹江口水庫到北京這1260公里，要橫跨220多條河，當你走到別的流域，河里都還有水，一進入海河流域，河都是干的，缺水缺得很厲害。”這是王浩感到最痛心的一個流域，先天水資源分布就不足，流域人口多，工業(yè)發(fā)展快，城市化又快，經濟社會用水最終擠占了生態(tài)用水。
王浩認為，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強化水資源需求管理，建設節(jié)水防污型社會，提高水的利用效益和效率；其次，輔助多水源的利用，“作為輔助手段，跨流域調水也是可以考慮的”。
浪費
中國工業(yè)用水成本僅占0.6%
于是，王浩所到之處便呼吁提高水價。“老喊水價要調整，于是就變成了‘不受歡迎的人’了。”在他看來，把水管理好，最核心的即是提高水的利用效率和效益，水價不高，節(jié)水就沒有動力。
他認為，中國的水價格嚴重偏低。這使得中國面臨的水資源最大挑戰(zhàn)是，無序用水、低效用水。
“一瓶礦泉水的價格能買幾百方的黃河水，農民自然沒有節(jié)水的動力。”中國的農業(yè)灌溉方式多采取大水漫灌而且是超量重復灌溉，這種方式造成了巨大的浪費，產量也并不因此而增長。
在發(fā)達國家，水費支出一般占到家庭支出的2.5%～3%，工業(yè)中，水的成本占制成品總成本的3%左右。但在中國，這個比例分別為0.5%和0.6%。
2006年，王浩曾為北京做了一個提高水價的價格模型，“以北京2006年的人均收入水平，現在的5.07元每立方米漲到11.42元每立方米，對物價的影響僅有0.6%。”當然，政府也要充分照顧到弱勢群體。
但事實上，地方在取水許可、水資源論證方面，很多時候仍然是失之寬松，“禁不住一些用水大戶企業(yè)的反復勸說，最后的結果是搞水資源論證的人，手一寬，便會造成國民經濟用水對生態(tài)用水的擠占”。
目前全國的用水總量是5960億立方米。“但真正一手監(jiān)測的數據也就20%，大部分是統計填表，不太準確。”王浩說。
在過去的幾十年，中國監(jiān)測體系的主要監(jiān)測對象是自然水循環(huán)如防洪、航運、發(fā)電、洪水干旱等方面，而對社會水循環(huán)如供水、用水、耗水、排水的監(jiān)測相當薄弱。
根據王浩透露，“現在水利部和財政部也都達成了一致，今后三年水資源費將大力加強水資源監(jiān)測管理體系。”在未來的三年時間里，要迅速地把20%監(jiān)測量提高到80%以上，“把大的用水戶和排水戶全部監(jiān)測起來，以后逐步完善，增到95%以上。要對80%以上的用水情況、耗水情況、排水情況進行監(jiān)測，這樣管理才有抓手。”
污染
企業(yè)接到超標排放罰單像過年
導致水貧困的另一個殺手：污染。
根據王浩給出的數據：全國幾千個水功能區(qū)水質的達標率是56%，還有44%不達標。“在廣大的東部地區(qū)，水質基本都沒有達標，特別嚴重的一個是太湖流域，一個是海河流域。”問題的根源在于我們國家的排放標準訂立得并不科學。
如今適用的排污標準源自上世紀70年代西歐、北美和日本的排放標準，“但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中國國情，國外地廣人稀，100公里長的河道，也就三五家工廠，但中國100公里的河邊上，上千家工廠。”王浩說，在珠三角、長三角，100公里的河道，甚至不止上千家工廠，非常密集。“歐美三五家工廠依照這個標準排放，這條河水是清的，但到中國來，這條河的水就不堪重負了。”
他認為，污水排放的標準必須與江湖水體納污能力掛鉤。大體的程序是：河流先確定水功能，根據服務功能定水質等級，根據水質等級定入河排污量，根據入河排污量，定允許陸上進入河里的污染負荷量，然后把應削減的污染負荷量分解到各個生產單位，把指標分解下去，這樣從水域反推到陸域的標準才是和諧的。
導致污染惡化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：企業(yè)守法的成本太高，而違法成本又太低。
在發(fā)達的東部沿海城市，王浩發(fā)現，“一些企業(yè)，一接到環(huán)保局的超標排污收費罰單后，企業(yè)上下一片歡騰，跟過年似的。為什么？因為企業(yè)若要達標排放，要多花十倍的錢，不達標排放，交一點罰款就夠了。”
制度的不合理，變相地鼓勵了企業(yè)的污染行為。最后的污水處理環(huán)節(jié)，問題同樣突出。
“污水處理廠應該要完成兩級處理工藝，但一些地方的污水處理廠為了節(jié)省運行費，進來的污水，只經一級處理(物理處理)就出去了，生化處理就不搞了。”更嚴重的情況是，污水處理廠干脆停工不運行，到檢查的時候才開啟。
這是中國水貧困的全部現實。
“過去，水是農業(yè)的命脈。現在看來，水不僅是農業(yè)的命脈，而且是國民經濟的命脈。”
在此背景下，7月8日，中國召開了歷史以來最高規(guī)格的治水會議。而今年年初的中央一號文件也提出了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，定下了三條紅線：總量控制的紅線、效率控制的紅線以及污染控制的紅線。
無論如何，“水資源一定要進行全流域管理，因為水是按流域來流動的，要管理它，就得按照大自然的規(guī)律。但在中國的體制下，很多事權都屬于區(qū)域管理。區(qū)域管理要服從流域管理。”
而王浩最大的擔憂仍然是區(qū)域的管理不服從流域的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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